聂荣臻和参谋长争吵，一拍桌子：我找个人收拾你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，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。次日，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，指出：“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!”

大敌当前，国家民族利益为重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：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下辖第115师、120师、129师。

孙毅所在的第115师，师长林彪、副师长聂荣臻、参谋长周昆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，下辖第343旅、344旅，全师人数15500人。

第343旅下辖第685团，杨得志、陈正湘为正副团长；第686团，李天佑、杨勇为正副团长。

这时，原任红1军团参谋长的孙毅，有令调第343旅任参谋长，但因周昆没有到职，他仍留第115师师部，遂行师参谋长任务。

平型关战斗结束后，孙毅对副师长聂荣臻说：“我要求到旅里去工作!”答复是“你先缓一缓，不必着急!”

不几天，第115师随营学校改编为师属教导大队，原任随校大队长陈士榘调任第343旅参谋长，由孙毅接任师教导大队大队长。

林聂首长之所以如此安排，是有原因的，早在红军时期，孙毅就以“善教干部”而闻名。

宁都起义后，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，孙毅也从少校参谋提拔为14军军部侦察科科长，之后又晋升为师参谋长。

1932年10月，为了充实红军大学教学力量，叶剑英特地从军事素质较好的五军团中调来一批教员，包括周子昆、苏进、边章五、韩振纪等，孙毅就是其中之一。

孙毅为了讲好第一课——红校的共同科目《内务条令》，诚恳地向老教员求教，把5000字的教材全部背熟了；

为了联系实际，他深入学员队，将平时看来不被人重视而又是不符合“条令”规定的现象归纳起来，反复研究；

为了正确掌握表达艺术、锤炼讲课语言，他在室内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地试讲。

红军时期的孙毅

上课的军号吹响了，孙毅手持教案、军容严整地走上讲台。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的心慌和脸红，艰难地迈出了这一步。

这可以说就是孙毅数十年军事教学生涯的开端。

面对几十名学员，孙毅说：

“今天讲《内务条令》。《内务条令》是为了建立红军正规的内务制度……”

他那洪亮的声音、幽默的语言、深邃的哲理、通俗易懂的实例，深深地打动了每个学员的心。

这位新教员的第一节课，成功了。

校训练部的领导发现孙毅的教学才能和潜力，决定交给他更重要的担子——负责野外勤务、夜间射击、游击战术等科目。

不久，训练部通知孙毅。叶剑英校长最近要看他组织学员进行野外科目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孙毅心里既高兴又有点担心。高兴的是叶校长在百忙中，亲自深入到教学第一线，来看自己授课，是对自己的鼓舞和鞭策；

担心的是万一讲砸了可怎么办?

连续几天他中午不睡午觉，抓紧时间认真备课。后来，因叶校长有事，训练部派出3人小组观看了孙毅组织的排攻防演习。

课外活动时，林野部长见到孙毅，满面笑容地说：

“你组织的排攻防演习，我向叶校长报告过了，他非常满意，还说像你搞的这种近似实战的野外演习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办法。”

从此，孙毅就有了“善教干部”的美誉。

因此，抗战爆发后，聂荣臻这才让孙毅再干老本行——“教干部”。

115师教导大队下属9个队，每队百余名学员，共约1300人，大队部。

有少数工作人员。训练对象为班、排、连、营四级干部。

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，时至1937年11月7日，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山下的金刚库村成立，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

11月13日，聂荣臻发布命令，建立隶属于军区的4个军分区，统一了边区内的军事指挥。

11月20日，孙毅到军区司令部会见聂荣臻司令员，军区参谋长唐延杰、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场。

共进午餐时，聂司令员向孙毅介绍当前情况，他说，晋察冀军区已经成立，林彪师长现驻山西临汾以西地区，罗主任要带115师政治部人员奔赴临汾，师部命令教导大队归队……

话里话外，聂荣臻流露出了不舍得让孙毅走的想法。

当聂司令员说到这里时，孙毅沉思片刻，大胆提出一个想法：

“我们要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，现在干部缺乏，我是河北人，我个人能不能留在这里，办学校培养干部，扩大队伍。”

“你这个想法很好!”聂荣臻当场肯定。他面对罗荣桓商量：“老罗呀，把孙毅留下来，咱们俩共同负责，让他办学校，培训干部，你回去向林师长说一说。”

着眼于晋察冀军区的发展、壮大，罗荣桓同意孙毅留下来。

他说：“回部队以后，我对林师长说说，留下孙毅办学校。”

既然由孙毅办学校，这个学校总得有个校名呀?聂荣臻说：“就叫晋察冀军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，校址可设在阜平东边普佑寺大庙里。”

聂司令员接着说，“孙胡子，留下你我欢迎，这样吧，你先到阜平了解一下那里的办学条件吧?”

时隔3日，孙毅带警卫员、饲养员、挑夫共4人，两箱子书，一匹马，到达阜平县城。

普佑寺，庙宇辉煌，景致优美，一进三院，“大雄宝殿”建在其中，东厢、西厢，空空荡荡。

寺庙坐北朝南，门前是一广阔的河滩，庙后山势险峻。孙毅转了一圈后，认为这里做校址比较理想，庙内可容纳300人，如加上附近山庄民房，千人在这里设营不成问题。

这座寺庙的主教，僧名慧宽，年已半百，修道多年，辽宁人士。庙内有出家人、大小和尚20多，终日吃斋念佛，修道不辍。

“慧宽长老，你好!”身着八路军军服的孙毅，边说话边迈入佛堂。

方丈慧宽与来者打招呼，经过一番交谈，出家人慧宽比较开通，他赞成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，但墨守佛规。

经孙毅深入开导，他赞成八路军驻进庙内办学校，打开空闲僧房当学员宿舍，只是提出不要把佛像弄坏了。

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，12月中，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普佑寺大庙里宣告诞生。

校部工作人员很少，孙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，另有总支书记、俱乐部主任、管理员和3名通信员。

下属第1队队长唐子安，第2队队长成少甫，第3队队长赵冠英，第4队队长魏文建。

至1938年1月，因学员人数多，又组建第5队，由盛治华任队长。

学员从哪里来?孙毅校长亲自拟就一份以晋察冀军区、晋察冀军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名义的《招生布告》。

落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、晋察冀军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孙毅。

由秘书誉写、用阜平县教育局石印机器印出几千张，送交军区敌工部。

由他们派人沿平汉铁路线两侧，由北平西直门外、保定、石家庄至元氏、藁城一带的20多个县城张贴《招生布告》。

《招生布告》写得明白，国难当头，全国人民应该奋起抗战，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紧急招生，望爱国男儿“执干戈以卫社稷”，前来报名；

本校为八路军培养基层军政干部，毕业后任连长、政治指导员等职。

不久，各地热血青年提包、背行李，按《招生布告》开列的地点源源而来，仅20天时间，报名者多达500余人。

学员中初中、高中者居多数，高小、大学毕业者为少数。普佑寺内驻两个队，东庄、西庄民舍各驻一个队。

入校学员中，有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的长子范元绶，有铁英、徐信等未来我党的中高级干部。

徐信

开学这一天，聂荣臻司令员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。

这批年轻学员，初踏社会就与军界打交道，多数人感到新鲜、好奇，个别人不服艰苦、怕打仗牺牲，开小差当了逃兵。

第一、二期训练中，由于学校机构精干，一时难以配齐干部，因此各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、兼支部书记，还要兼职讲课，可谓“一身四职”，连校长孙毅也兼了两门课。

该校设制军事训练科目有单兵教练、射击、投弹、刺杀、连以下基本战术、战斗动作以及游击战术、夜间战斗等，毕业前综合性军事演习。

政治教育科目，主要是战时政治工作、群众工作、政治经济学、哲学、社会发展史，以及各种基本政策、形势教育等。

养成教育方面，强调“一日生活”管理，养成军人的良好作风，每个人要有应付突然情况的能力。

如第一期在1938年1月1日这天，孙校长趁元旦放假，发出紧急集合命令。

这一无准备的行动，有人张皇失措，有人把裤子穿反了，丢三落四，狼狈不堪。有人笑了，但也有人哭了。

孙校长集合队伍，现场讲话，进行教育。

新建不久的这所军政干校，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训练中，日军于1937年年底对阜平一带大肆“扫荡”，赶走了寺庙僧人，烧毁了普佑寺。

军政干校为担任掩护军区机关转移的任务，各队发放了部分枪支、手榴弹，当着最紧急的时候才撤出阜平地区，迁往山西五台山麓设防。

有了第一期的办学经验和方法，孙毅连续主持第二期，含5、6、7、8、9队；第三期，含军事队、政治队、青年学生队。

时至1939年2月，干部学校为部队培训基层军政干部1600余人。

大部分学员分配到普察冀军区所属军分区部队和冀中军区部队，为人民军队的发展、壮大，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，做出了重要贡献

连续主持三期军政干部学校训练工作的孙毅，育人成才的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还要应付日伪军的残酷“扫荡”。

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面容憔悴，身体衰弱，肠胃病时有发生，身子骨垮下来了。

最使孙毅难过的是每天得不到应有的休息，夜晚失眠睡不看觉。周而复始，病情加重。

恰在这时，军区卫生部顾问白求恩大夫来到学校，专门为孙毅校长看病。校长强打着精神与这位外国医生交谈。

富有经验的白大夫，一眼看出这位校长是因过度疲劳而面容消瘦。

“你每晚睡觉几个小时?”白求恩直言问孙毅。

孙毅如实自述了病情和身体现状，他说：“因为劳累，近日上吐下泻，患了失眠症，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还要坚持工作，因此身体几乎支持不住了……”

不等孙毅说完，白大夫让他张口，观察口腔和舌苔，又摸摸他的右脉，接着量了一下血压，白大夫两手一摊，坦率地说：

“孙校长，你太疲劳啦，你要立即放松身体，减轻身体的负荷量，否则你难以完成未来的重任。”

“白大夫，你的话是对的，可是上级分配给我的工作岗位就是办教育，训练任务一天不能间断，我身为校长，时刻都要站在校长的岗位上!”

孙毅一句一句向白大夫陈述，翻译一句一句译给白求恩听。

白大夫两限紧盯着这位倔强的中国军人，不时上下打量孙毅，似乎想从孙毅身上或者从他的举止中找到答案。他翘起右手大拇指，连续对翻译说：“That's Great! Great!”

年轻翻译对孙毅说：“白大夫说你真是了不起，真是了不起，他很受感动，遗憾的是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敬佩之情。”

白大夫回到军区卫生部，亲笔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封英文信，由翻译董越千译成中文。

信中说，由于精神高度集中，过于疲劳，他不能再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，要调动他的工作，改变环境，调整一下大脑神经，病情会慢慢好转，否则他的生命前途不佳。

信的最后说，“请聂司令员考虑我的意见!”

多年在一起工作、战斗的聂荣臻，得知孙毅身体不好，挂在心上。

有一天，聂司令员在河边钓了两条鱼，每条有半斤重，派人送到军政干校，说是聂司令员慰问孙校长，让他补补身子。

孙毅心想，这两条鱼，非同一般，这是军区领导的关怀，也是对全校人员的鼓励。

本来，聂司令员主持晋察冀军区全面工作，也非常辛苦，这两条鱼应该由他补身子；可又一想，这鱼是聂司令员的一片心意，盛情难却，如果推脱，反而见外了。

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，于1939年2月结束，聂荣臻司令员接受白求恩大夫的建议，命令孙毅休息一个月，之后调他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。

孙毅一到职，当时任参谋长的唐延杰，改任副参谋长兼任军区教导团团长。

唐延杰中将

这个时期，进攻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敌人，用“点”、“线”、“面”结合的控制方法，企图实现以“堡垒推进”的目的，威胁整个边区。

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“扫荡”、“围攻”，聂荣臻对孙毅讲：“敌人挖封锁沟、筑封锁墙，挡不住我们，我们要转到他的屁股后边去，照样可以东来西往。”

“打仗，是力量的对比，有利就打，不利就走，这是符合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，特别在敌后环境里，更需要如此。”

聂司令员这些颇富哲理，好听好懂的话，孙毅得到启发和教育。

来到华北抗日前线的孙毅，在聂荣臻直接领导下，领导过教导大队，主办过学校，目前又调至军区参谋长的重要岗位。

他深知聂司令员是一个全面人才，军事斗争有指挥才能，政治工作，经验丰富，为人处事，品格高尚，堪称楷模。

不过，孙胡子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，在工作中也难免和聂荣臻发生矛盾。

孙毅在撰写《参谋守则》时曾提出：当好参谋，心要要细、胆要大、受得气、挨得骂。

他本人脾气却有点火爆，他认为不对的事情，即使聂荣臻已经拍板，依然要争。

1939年3月，日军华北方面军及伪军数万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。

聂荣臻得知情况后，从战略角度考虑，提出围魏救赵的策略，派主力部队进攻根据地边缘的日伪军，协同冀中部队反扫荡。

刚当上参谋长的孙毅则从军事角度考虑，坚决反对，他认为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刚刚扩编，新兵多武器少，不少队伍连干部也没配齐，怎么打？

两人针对此事，争得面红耳赤。最后，聂荣臻还是决定支援冀中军区，并且一拍桌子：“你小子，我现在不收拾你，我找个人收拾你！”

不得不说，孙毅被聂荣臻找的人“收拾”后，暴脾气果然收敛了不少。

聂荣臻和孙毅讨论作战计划

回到家后，聂荣臻给妻子张瑞华下了命令：立即给孙胡子物色一个媳妇，这个媳妇必须能“收拾”得了他！

听了丈夫的抱怨，张瑞华马上想起一个人。

此人孙毅其实也认识，正是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主任田秀涓。

1939年初，中共北方分局于阜平县苍蝇沟召开重要会议，由彭真传达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精神。

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校长孙毅和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主任田秀涓到会。

会上，传达中央文件，代表们学习、讨论，小会、大会相结合，开得十分成功。

大会发言时，孙毅畅述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加速培训基层干部的经验；

22岁的田秀涓以广阔的胸怀和着眼于未来的气魄，在大会上提请全党、全边区关心培养和配备妇女干部。

孙毅的讲话，气势磅礴，风趣幽默，通俗易懂，引人入胜。

田秀涓的发言，论据充分，令人可信，叙述严谨，娓娓动听。

他俩在此次会议上，初次晤面。

作为军政干校一校之长的孙胡子，边区内外早已名声远扬。

田秀涓在此次会议之前，也曾听别人说过孙毅，说他早年参加革命，英勇奋斗，有理论水平，工作有魄力，特别在培养干部方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

张瑞华和聂荣臻一合计，认为孙毅和田秀涓虽然性格不同，有可能成为般配的一对。

他们深知孙毅工作认真、踏实、肯干，但脾气、秉性有些主观、急躁、古怪，应有一位忠厚老实、性情温和的伴侣共处，才能刚柔相济。

几天后，聂司令员对孙毅说：“咱们边区妇救会主任大田同志，为人忠厚，办事认真，上过女子师范，又是你们一个省的同乡嘛!要想办法与她接触谈谈。”

说到“大田”，笔者需要赘言几笔。

当年晋察冀根据地初建阶段，弃家投身革命的女干部不多，尤其担当边区一级职务的女性就更少，当时田秀涓可算是佼佼者了。

她——1917年11月生于河北完县城内，毕业于河北省立保定女子师范学校。

1938年1月参加革命，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主持完县妇救会工作，被誉为边区妇女工作模范县，9月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妇女救国会主任。

她——就是晋察冀边区被传为美谈的“田氏三姊妹”之首：

“大田”，田秀涓；“二田”，1939年完县妇救会主任田映萱，在晋察冀边区党代会上，被选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；

“三田”，1937年冬先于两姐姐投身革命，14岁的少女田莉，从事妇救会和宣传队工作。

所以，晋察冀边区的人们亲昵地唤田秀涓为“大田”。

晚年田映萱（右），是李大钊儿子李葆华的妻子

她装束朴素，举止大方，她那齐耳短发，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明眸皓齿，清秀俊美……

在中共北方分局组织部任职的张瑞华，委托比田秀涓大几岁的女友刘光远多次启发、诱导大田该找对象啦!

她俩在一次去开会的路上，边走边交谈。光远说：“大田呀，我的好妹子，你的岁数不小啦，也该想想自己的婚事了吧?”

“光远同志，这个嘛，先不谈，当前正需要我集中精力工作的时候!”田秀涓无意谈及此事。

“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找个对象就不能集中精力工作了吗?说实在的，有一位男同志，他……”

刘光远不仅直截了当地说出不同看法，还把孙毅的名字提出来。

她看看大田的脸色，笑着说：“我愿作你们的大媒人，怎么样?”说完，刘光远使劲推了一下田秀涓。

不好意思的田秀涓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面红耳赤，心绪不安。她知道，刘光远为人热情，办事稳妥，现在两人并肩而行，光远还等着她表态呢?

4月5日这天是清明节，由司令员聂荣臻、参谋长孙毅率领军区直属单位500余人在东山坡植树。

回返的路上，聂司令员问孙毅和大田谈了没有，双方态度如何，他笑着说：“要不要外力给你们之间加点‘温’呢?”

“先不要，先不要!”孙毅爽快地答话。

有了司令员的“穿针”，又有了张瑞华的暗中“引线”，加之刘光远鼎力督促，孙、田二人的恋爱史揭开了序幕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到了8月下旬，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在阜平县城南庄镇、沙河南边一村庄召开党代表会议，田秀涓和刘光远都是会议代表。

这时，准备调往冀中军区任参谋长的孙毅，在没有上任之前，晋察冀军区首长有意安排他暂住城南庄休息几天。

这正是聂司令员的用意，在这里尽可能地帮助孙毅解决婚姻大事。

为此，也让孙毅出席边区召开的这次党代表会议。

还是刘光远的“串通”、酝酿，促使孙毅鼓起勇气，向“爱河”的彼岸前进一步。

果真，会议期间，孙毅亲笔写了一封真诚、坦率的求爱信，送交与会的田秀涓。

这封“情书”，以他那军人豪迈的风格，以半文半白的简明语言，敞开心扉，表达了对田秀涓的爱慕之情。

但是信中没有那些甜言蜜语，也没有那些拐弯抹角的“心眼”，更没有那些粗鲁低俗的话语，而是简单地自我介绍一番：

家境贫寒，已结过婚，并有一个女孩，在旧军队混事多年，1931年宁都起义，参加了工农红军。

因为连年战争，长期与家庭没有联系，胞兄来队告知，前妻以为丈夫打仗牺牲，生活无着，带女儿改嫁了……

这是年轻姑娘田秀涓第一次接到求爱的信，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坐立不稳，不时一个人偷偷地展信阅读。

当她看到信末，孙毅说：“你不爱我的胡子，可以刮掉，但我专爱你的胖……”时，胸中那爱心之火，油然而生。

据田秀涓后来回忆，当时虽然和孙毅无接触，年纪也比自己大几岁，但以往听人说他的为人，印象不错；

也想到过自己正主持边区一级妇救会工作，经常出头露面，对外界来说目标不小，万一再有人写来这样的信，会招惹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不愿为此事影响工作。

前思后想，在诸多因素交织下，可以说已到非下决心不可的“关口”啦。

坦诚的胸怀，深深的情愫。从未品尝过人生爱情冲击的田秀涓，浮想联翩，睹信思人，第二天，她决定答应孙毅的要求，立即给他复信。

雅静、沉稳的田秀涓，以“诚”还“诚”，以“情”还“情”，信中对孙毅说：“至于胡子，那是你个人的爱好，我不干涉，由你自便……”

爱情是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它使人焕发生机，使人富于智慧，使人乐于创造。孙胡子和大田的爱情发展是健康的，是令人满意的。

待晋察冀边区党代表会议结束，孙毅约田秀涓到城南庄东街住处一谈。

两三天内，两人形影不离，互相详尽地诉说各自的经历，借以增进了解，密切感情。两人最后商定，在孙毅赴冀中军区走马上任之前的9月15日为结婚日。

难忘的一天，终于来到了。这天夜幕来临，满天星星，惟有北斗最亮。城南庄一间普通农舍，就是孙毅、田秀涓的新婚洞房。屋子虽小，到的人不少。

仪式简朴，气氛热烈。林铁同志代表晋察冀边区区党委出席婚宴并讲话。

有趣的是，有几个年轻干部说说笑笑按河北乡下的风俗“闹洞房”。

曾任冀中军区政委的王平和夫人范景新也挤在年轻人的行列里，拥到“洞房”窗下“听房”呢!

如此之多的趣闻、乐事，被后人传为佳话。